襄献王朱柏投龙简于武当的真实意图

投龙简，是中国道教在斋醮仪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为封建帝王专用，后被王子们所效仿，仪式活动最早始于汉代，东汉五斗米道就有向天、地、水送简之俗，投简制度成熟于唐代，后宋元明清均有活动。如唐武则天在嵩山峻极峰投金简；唐玄宗在南岳衡山所投铜简；吴越王在江苏苏州投玉简和银简。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于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在河南投龙简后立“投龙简记”碑记等等。他们在举行黄箓或金箓大醮之后，为酬谢天、地、水三官神灵，把写有祈请者消罪愿望的文书写在简上，把金龙、玉璧、简、金钮用青丝捆扎起来，分成三简，并取名为山简、土简、水简。将山简封投于灵山绝崖之中，奏告天官上元；土简埋于地里以告地官中元；水简投于潭洞水府以告水官下元。这天地水三官又称三元。这种告请三元的投简活动目的是祈求天地水神灵保护社稷太平，人民幸福、安康、寿锦为目的。

 古代投简有三种形式，其质地有金、银、铜、石多种，方式上且是固定的。

 武当“山简”于1982年修筑武当山紫霄宫至乌鸦岭段的盘山公路时，在紫霄宫赐剑台（红军烈士亭）外的悬崖上出土，当时土炮放后发现了四件文物，其中有三层叠棺，一端露出崖外，棺木上下摆放的整齐有序，每层相距约八十至一米，由于出土时现场遭到了破坏，故不能判断发现山简的准确出土位置，只能证明在叠棺之上。与山简一块出土的有四件文物，即青石质地山简二块，金龙一条、玉璧一枚。四件文物出土时用细麻绳捆绑在一起，上面涂有一层朱砂。简文有准确纪年，即“建文元年岁次已卯正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戊”，是十分珍贵的文物，首先是纪年珍贵，属于稀释珍宝，当年永乐皇帝登基后下令将建文皇帝的年号一律用洪武作纪年，凡书有纪年的实物一概砸毁，所以在全国很难找到一件有建文纪年的文物，而武当山这几件自然就成了难得的瑰宝。而叠棺也是古人葬俗风水中难得的实物例证，说明历代风水师遵循的理论是一直的，而且世代沿用，这批文物显然也是经过风水师事前选择好的投放地点，刚好与叠棺选择的位置分毫不差。虽然出土时没有人发现它的准确位置，但从叠棺分析，我们有理由证明它就在叠棺之上掩埋的。

 

 

 

山简正反均有文字，简文阳面阴刻，文曰：“今谨有上景大洞玄都三景弟子湘王，以今上元令节开建太晖观、太晖三景灵坛，启修太上洞玄灵宝崇真演教、福国裕民、济生渡死、普天大斋，计一千二百分，通五昼宵，今则行道事，竟投简灵山，愿神愿仙，长生渡世，飞行上清，五岳真人，至圣至灵，乞削罪箓，上名九天，请旨灵山，金龙驿传。建文元年岁次已卯正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戊，上清大洞经箓法师臣周思礼于武当山福地告闻。”山简阴面，竖刻一行符篆，阴刻，为道教杜撰的龙章凤文。

根据简文得知，湘献王朱柏本人“尤善道家言，自号紫虚子”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三年）开始规划建设专用道观，在营建大殿规划在高台之上，而且采用6根盘龙雕刻石柱，工竣后，取名“太晖观”并悬额。六年后，有人向朱柏反映，说有人举报你建设的房屋等级超越了地位，有谋反嫌疑，朱柏恐惧，随即与道士商量到武当山祈福消灾，于公元一三九九年正月十五日率众道人，聘请乐团，特到武当山修坛设醮，举行了太上洞玄灵宝崇真演教法式活动，并以为‘福国裕民、济生渡世’之名，分别在太晖观启修三景灵坛，在武当山紫霄宫福地殿设立了罗天大醮，醮事分别由武当道长和太晖观经籙法师周思礼主持，按神仙等级设立斋位一千二百份位，请求上天各路神仙就位聆听发愿，实现消灾的愿望。经五天五夜后完成醮事活动，随后选吉时投关，宣告醮事结束。按道藏《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56中所述，投简是为亡过的某某，就某处修建灵宝大斋，而湘王柏这次醮事是以为国为民祈福，设立国醮，祈求国泰民安。表面上看，其精神难能可贵，而实际上是隐射国家已经面临着危险，为“奸人”当道，需要得到“神灵”的翊佑，也很希望通过“济度亡灵”时让父亲朱元璋的英灵显佑，能重新赐予一个好的国君来取而代之。由此可见，湘献王朱柏设立醮事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推翻所谓的“昏君”而已。

古人为什么用金龙来投之灵地呢？因为龙在古代被人们视为“四灵”之一，在此，金龙被喻为神仙登天的驿骑，可传达文意，并能通感天地，龙坐骑为先，龙“负简即腾信三官（指天官、地官和水官），镇坛以通诚，十极镇”，同时，龙也可以在阴曹地府中传达信息，以避不测之祸，传说地狱中有苦差、苦刑等，通过斋醮可以贿赂阎王，为其赎罪，可以免去一切灾难，这是人间对死难者来世所寄托的一种美好愿望。

湘献王朱柏，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二子，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封王，十八年（公元1385）就藩于荆州府。朱柏，不仅是一个知书达理、富于情感、富裕浪漫的读书人，还是一个胸怀大志、文韬武略，具有抱负、忧国忧民的好藩王。不仅如此，他也是一个地道的道教信仰的忠实信徒，这次开设的武当醮事活动的主持人，就是他亲自选定的宗教人士，即开创的太晖观住持、经箓法师周思礼。而他自己也称其为“三景弟子”，三景者，据《太上八素真经》记“凡遵三景，称三景弟子，己度三人，从传授得称三景法师”。据有关史料记载，朱柏到荆州府就任后于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公元1393年）在州城西门外太晖山上就规划、设计创建了太晖观，终于在六年后工竣，朱柏十分信仰道教，在为该观取名时，也有“太史占卜”而定，大殿供奉他崇信的玄天上帝。而大殿仅有一小间，在平原地区，该建筑基础距地面升高了约3米而已，显示其殿堂的庄严和肃穆。然而，就这么一座小巧的建筑被号称“雄甲荆楚”，被世人称之谓“赛武当”，在中原被呼为敢与武当对埒的建筑群。殊不知就是这座不起眼的建筑，却成了朱允炆罗织湘王罪名的把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使他的生命成了人间匆匆的过往之客，归天时年仅28岁，可怜英年早逝！

    湘献王到武当山设立醮事，祈求国家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具有他的政治背景，朱元璋遗立了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本义想平稳天下，使皇权能长治久安，但当时处于动荡的战争年代，外不平而内不稳，他选立了没有功绩的皇孙登极，藩王们自然愤懑不平。然而，朱允炆登基后对有赫赫战功的皇四子朱棣却没有得到较好的安置，而是庸人自扰，不能不使那些关心国家前途的大臣们着急，湘王柏就是其中的一例，朱柏的建醮，表面上是为祈求国家平安，也包含有为死去父亲而超度亡灵的悲哀之情，而事实上是影射惠帝朱允炆没有能力承担帝业，为国家的前途而忧虑！建文虽然能够顺利登极，实乃朱元璋之溺爱，部分大臣和藩王们并不接受年轻的皇帝，而有自知之明的建文更是揣揣不安，这位心胸狭窄的国君在没有稳定政局的情况下，不是选择了任人为贤的开明政策，而是选择了任人为亲的敌对政策来排除异己，到处秘密安插心腹，搜集、罗织那些不服臣子的罪名，以此来警告大臣们的“越轨之举”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这次的醮事活动很快传到建文的耳中，建文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面对四面楚歌的莙境，深深知道若有人振臂一呼，将会一呼百应，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政权，料定经不起折腾，最终他就下了一个赌注，选择了剪除异己。“君子治罪，何患无辞？”朱允炆听取了参政翰林学士黄士澄的“谋略”随即诬陷湘王柏等五位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一场政治屠杀开始了，随废周、王、肃及岷王梗为庶人，幽代王于大同，囚齐王榑于京师，湘献王柏以告反遣询，柏疑为自己必死无疑，不愿在京城受到极刑，于是带着满腹的遗憾，阖然含恨自焚，结束了短暂的一身。

    湘献王自元月建醮至夏四月离世，仅有短短的三个月，从醮事活动足以看出湘王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超凡的洞察力，为一代明臣。但遗憾的是奈于皇权至上，最终不可能会逃脱死的厄运，但绝不可能去苟且偷生，只有壮烈殉国，告慰天下，才是大丈夫之举！可怜的湘王建造的道观还没有好好的礼拜，就随同湘王一道去见了阎王。湘献王朱柏的逝世，不仅反映了明王朝内部间政治斗争的尖锐，同时也是封建社会明王朝家族斗争的一个缩影。

      作者：赵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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