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元代建筑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武当山古建筑群,历史延续久远。在武当同一地区,同时出现众多式样的建筑群,并各具特色,自成体系,在全国其它地方,乃至世界各地都是无法堪比的。它汇集了唐、宋、元、明、清五朝的建筑,分布在古均州城至武当山天柱峰一线140华里的古神道沿线,如一线串珠,状若宝石镶嵌在神道两边,无愧于我国建筑史上的一支奇葩。这座庞大的古建筑群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被我国当代建筑大师杨廷保先生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武当山古建筑群是中国古代建筑展览博物馆”。在这诸多的古代建筑中最为建筑学家所注目的当是元代建筑,尤其是南岩宫、琼台中观的元代石殿与金顶元代古铜殿等,它不仅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极具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在建筑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历史地位不可忽视,它凝聚了元代汉蒙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与经验,是古代工匠在建筑、科学、艺术、风水等领域中的聪明与智慧的结晶。
元代石殿正门
石殿斗拱
石殿斗拱
元代古铜殿
我国元代(公元1206~1368年)是一个由古代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所建立的疆域广阔的军事大帝国。南宋末期,元代政府还没有一统天下,武当山就动工建造这座举世无双的整体仿木石结构的大型雕石建筑,让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是在这个极具重视军事的年代,政府却不惜重金来建造这座豪华奢侈的石构殿宇。一般认为,元朝政府应多忙于军事,而顾及不于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应该在建筑上仍处于劣势,或处于凋敝的状态,甚至在整个元代,所造建筑应多简单而粗糙,然而武当山这个宋末元初的优秀作品,让后世的建筑学家刮目相看,无不叹为观止!他们不得不回头重新认识历史,改变世俗的偏见,去还于历史的清白。武当山的这座建筑恰恰印证了它历史上相反的价值,多名建筑专家参观后深为震撼,无不称赞它“无愧于我国古代石雕艺术宝库”。不仅如此,元代聪明的工匠和信士们在武当山还创造了众多的奇迹,在天柱峰巅铸造了金殿(今呼为转运殿,已被明朝政府移至小莲峰上);在南岩峭崖绝壁上,建造了悬挂空中的石殿——大天乙真庆万寿宫;在挺拔险峻的关隘上,建筑了号称“天阙”的一、二、三天门(原址);在洞穴、石窟中,造就了俊秀灵巧的雷神洞、太子洞、隐仙岩、尹喜岩等;在宽敞的平地点缀了小品建筑琼台中观小石殿;在陡缓交替的坡陀上,以山就势营造重建了气势磅礡的“大万寿紫霄元圣宫”、“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等殿宇,无不体现了元代工匠们的天才智慧。正是这些建筑的出现以及他们独特的选址,形成了武当山建筑中奇、险、峻、秀、幽的特点,元代设计者抓住武当山奇特的地质构造和幽静的自然环境,努力营造了灵山更灵、仙山更幽的氛围,将建筑设计凸显得粗曠、浑厚、古朴,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风格,给人以自信,更让人震撼心灵。南宋时期蒙古人已入主中原,虽然此时元代还没有统一国土,在武当山却已经公开使用元代年号,说明武当山版图已经附籍于元朝政府,这一时期的建筑,完全印证了蒙古人在统治时期,人民已经融合,两地工匠也同时吸收了相互间的一些建筑特征,形成了元代武当山独有的建筑风格,在全国其它地方的同时期建筑是无法与之媲美。据《大岳太和山志》等文献记载,1278年元政府委派契丹女官萧守通到武当山来管理道教,其间萧守通还重建了紫霄元圣宫等殿宇。另外,元代《真庆宫创修记碑》记载了一条重要信息,“武当真庆宫创修云路一道,自宫前郁秀楼至山神祠,椒谋简获承荆南宫邑大檀长者曾君显纣,施中统宝钞二百锭用命匠者,以岩旁险,凿高甃(zhou)佤(wa),不计岁工,犹磨杵为针,遂成坦道也。”文中可以看出曾显纣为荆南宫邑,委派椒谋简入武当山修建南岩真庆宫及其云路,说明真庆宫为官府派官员所修。武当山的建筑毫无疑问地渗透有她(他)们的一些观点。我们知道蒙古族是个游牧民族,其历史悠久而又富于传奇色彩,蒙古族一直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因此,蒙古族早期的宗教信仰与其生活习性有着很大关系,他们早期主要信仰的是萨满教,该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崇拜多种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与道教的信仰十分接近,几乎相同。他们对神十分崇敬,与道教信仰有着诸多的雷同之处,讲究神祀。“神权至上”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由于两教有信仰的基础,有滋润的沃土,融洽自然很快。所以,元代汉、蒙两教的宗教信仰大融合对武当山建筑设计思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蒙古族长期游历的生活,使他们养成了豪气而又放荡不羁的性格,在武当山的建筑设计思想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建筑格局上,蒙古人的豪情为设计奠定了粗犷的性格,而多元文化在建筑与规划上,开啓了人们思路的大胆,发挥了技术创新的才能,使其各具特色,自成一体。如石殿的建筑体量与用料都较大,石柱粗壮,所有的梁枋、斗拱、石材等通为整体,料石硕大,斗拱出挑短,均采用如意斗拱,座斗特大,拱为斜华拱,斜拱状若砍削般,感观粗旷、古朴,拱与斗间仍起线,虽然没有实际意义,但外观给人以美感,外拱与内拱连为一体,由于石材体积大,为便于安装,整体分二部分组成,正心拱以上为一组,座斗以上为第二部分,负载均匀;檐檩檩径内退1.5檩径,使屋面坡度缓平,由于构建硕大,墙体、屋面等外观浑厚,所以,外形给人以敦实、稳重之感。金顶古铜殿,由于古人是根据武当山特殊的地理环境,海拔高,运距远、难施工等多重特点,故设计者在其设计时均采用分体铸造,现场铆榫拼装的方式,以便于运送和拼装,这样才能使之长久永固。元代铜铸建筑,开创了武当山乃至全国金属铸造之先河,也是我国最早最大的金属殿宇建筑,给后世留下了可取的“前车之鉴”的好经验。元代建筑设计独特、其构想匠心独运,尤其材料取一石一金,为明代建造石构紫金城宫墙和铸造金殿均起到了教化与导引的作用,它不仅是武当山建筑中的独创,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飞跃,同时为后世的建筑设计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起到了一个开拓、创新的典范。
石殿月亮、三架梁
石殿正脊仿木石檩
武当山古建筑群,虽非完全是元代的作品,但是元代建筑意义重大。当然,武当山这座规模庞大、完整的建筑群,它不可能为某一朝代,或某一伟人所能及的。自唐以降,它是历朝帝王和官吏与信士们一千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如此,如果说没有元朝政府和信民们的通力建设,可以说明朝政府不可能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建成九宫、九观等三十三座建筑单元,我们客观地说,元代当朝政府与民众在武当山的建设中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由于明代武当山数座大宫观和相当一部分庙宇,都是在元代建筑的基础上兴建的,可以说元代建筑占唐、宋以来主要景点建筑的70%以上,如金顶古铜殿、天柱峰三座天门、南岩宫天一真庆宫、紫霄元圣宫、琼台三观(上观、中观、下观)、黑虎祠、接待庵、山神堂、观庄、隐仙岩、会仙桥、明真殿、玉皇殿、七皇阁、宣慰祠堂、真官堂、功德司、海山堂、步云楼、五百灵官祠、五龙阁、雷司赵帅堂、元皇殿、云霞观、尹喜岩、仙侣岩、延长宫、太和岩、紫虚岩、灵虚岩、威烈王庙等;南岩宫三元(上、中、下元)、雷神洞、太子洞;南岩步云桥至山神祠,石砌飞身台仙径一道百余丈,计二千二百倍等。另外,在其它宫观的重建,如五龙宫、王母宫、隐仙岩、玉虚岩、灵应宫、太极观、冲虚庵等诸多组庙宇,元代都有更多新建和扩建的殿宇。武当山建筑的设计思想应该说元代占据首席位置,它将建筑设计思想推向了高潮。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建筑在建设之前,都必须事先有它的设计思想与设计方案,如果建设者不对新的建设地进行细致地勘察、分析、论证,盲目地去建,是绝对没有的,特别是在建筑选址上(包括风水),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宗教机构,以及平民百姓都是十分慎重的,不可能没有思想去随意建造,元朝的风水家在建设武当山前也同样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勘测。如元代的古铜殿建在天柱峰之颠,四周众山拱稽,万山朝拜,一览众山小,任何人置身处在这里都会显得十分的渺小,惟神为大,“神”高于一切,任何杂音均在你亲临之后可瞬间消失,你的灵魂就会随风而飘逝在九霄,思想完全与世俗隔绝,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使人有一种超自然的宗教神圣感。“神权至上”的设计观,给后人以无限的遐想和启迪,这一时期的老百姓或是元代蒙古的“钦差大臣”并没有去刻意地体现皇权却又超越了皇权。武当山古铜殿的铸造,其大部分经费来源主要是靠信士们的募捐,并没有更多的得到元朝政府的支持,但它仍然是经过了周密的设计而建造的,并不是随心所欲地或不讲究堪舆。大顶周围的建筑是十分讲究的,凡遇仙关(险关、隘口)即设立象征“天阙”的门,如一、二、三天门等,均建造石阙门,设神把守,内置犹若天宫;又如琼台宫的上、中、下观、三十六岩庙等;南岩天乙真庆宫、炎欠火雷君沧水圣洞等,这些选址都为上乘之作;而五龙宫与紫霄宫是唐、宋时期已有的建筑,但元代多有新的规划和建设。因此,明政府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去进行改建或扩其规制,尽管在建设前明政府也委派了风水大家王敏、陈羽鹏等高人会同武当道士孙碧云,并亲临到武当山各地实地踏勘,二位风水先生也尽可能地听取了高道孙碧云的建议,实质上并没有在原建筑选址上作过多地变动,只是在微观上做了调整,多半以武当山原有的建筑格局进行重建或维修,但他们并没有对原有的选址提出过多的异议,除紫霄宫的位子有部分变动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在原有的基址上作出了“原址兴建”的决定。
武当山最具时代代表性建筑风格的当属南岩天乙真庆宫石殿,为元朝官府所建。元朝初年,元世祖忽必烈中统间(公元1260-1263年,相当于南宋景泰元年至四年), 由荆南宫邑大檀长者曾显纣委派椒谋简到武当山,“施中统宝钞200锭”命工匠“依岩旁险,凿高甃佤,不计岁工,创修云路一道”即今天所谓的“悬廊复道”此时元政府并没有统一全国,南宋残部仍抗御数年之久才统一,当时国家虽处在动乱之中,仍命官“不计岁工”修建武当山庙宇,可见元朝政府官员为更好地统治、管理人民,麻醉和束缚大汉民众,不惜重金,采用“神祀”进行统治,最终元世祖忽必烈在前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达到了他完成统一全国的目的,但此时的南岩真庆宫仍没有建起,工程约完工之大半。南岩宫在此期间,即前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异人鲁大有皈依武当山高道汪真常门下,独结庵于南岩飞身崖下的清虚洞,并不时外出募化,取得了数量可观的银两,鲁大宥将募集的资金与师父汪贞常提起想动议建“宫廷”之时,师父当即婉言说此“非一人之力能所为也”,并预测建设南岩的这个人将至。果然,至前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九月张守清到武当山拜鲁大宥为师,大宥大喜,脱口而出“我等你久也”!随即收张守清为门徒。张守清看见此时政府倾力修建的南岩真庆宫庙宇已临近尾声,动意开凿通山的神道以利信民入山朝拜,遂将募集资金合并使用,二十二年春正月(公元1285年),张守清继鲁大宥后“躬执耕衅,垦山凿谷,种粟为食,继率其徒剪桧翳(yi,遮掩),驱鸟兽,通道东至山趾绞口七十里至紫霄宫,五里至南岩宫岩北下三十里五龙宫,又四十里抵山趾蒿口。”先后修神道三条共计壹百四十华里,以利运输便利,旨在此“凿岩平谷,广建宫廷”。 到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南岩宫终于成为“何南岩之奇诡,隐林中之煊赫,耸层楼之十二,列威神之五百”的辉煌建筑。仅南岩石殿就耗时二十余年,累巨资万计,工竣,皇太后肄赐 “天乙真庆万寿宫” 宫额,时“像设端伟,钟鼓壮亮,恳田数百倾,养众万指”,由此可知南岩元时之盛况。与此同时,公元1313年京师春夏干旱,诏张守清祈祷应验,再旱再祷,屡祷屡应。(此之前,叶云莱也曾为宫廷祷雨成功获赐),皇帝亲自诏赐石殿宫额曰“天一真庆万寿宫”还另制加“神父、神母”号,赐张守请为“体玄妙应太和真人”。宫廷不仅对武当山的建筑格局十分满意,特别对武当神灵的显应与灵应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除拨付大批的银两、赏赐以外,元仁宗在位期间(皇庆1312—延祐1320年间)因与真武的生日同,赐额“大五龙灵应万寿宫”,并敕揭傒斯撰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文,敕陈矩夫撰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文,遣使至山建醮,并大建玄武殿。并在延祐改元(公元1314年)时皇太后旨命专奉大司徒罗原,乘快骑奉香币还山致祭,一同到武当山致祭的还有宫廷众多官员,回宫后的集贤大学士陈灏将亲眼目睹到武当山宏伟壮丽的建筑和民众虔诚信仰报告给了皇帝,请为其加赐宫额,圣上十分满意,并很痛快答应,于冬十月将原来的宫额“天乙真庆万寿宫”前加了一个“大”字。南岩宫在政府与高道张守清法师的共同鼎建下,达到了元代最辉煌的时期,元代洞阳道人刘道明盛赞南岩宫的建筑景象为“分列殿庭,晨钟夕灯,山鸣谷震,真象外之境也”。道教之朝夕,本应为“晨钟暮鼓”,这里用“夕灯”二字,充分说明了南岩当时殿庭巍峨、幽雅别致、布局合理、多而不杂的特点,而“晚灯”却成了南岩的又一奇境,惜元末遭受兵燹,大部分殿宇阖然为墟,独南岩宫元代天乙真庆宫石殿,至今仍保存完好如初。
天乙真庆宫石殿,座南朝北,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长9.77米,宽6.65米,通高6.85米,建筑面积71平方米。单檐歇山顶式,通体为仿木石结构,除屋面与博缝用铁件固定外,其余构件均为石构榫铆,墙体用巨型青条石砌筑,其樑、枋、柱、檩、椽、门、窗、斗拱、脊饰、走兽等均用青石雕凿后拼装铆榫而成,包括室内神龛也采用青石雕琢而成,屋面也为青石板材铺面,坡度平缓,大方古朴。内部采用大额承担樑架,大额之下采用减柱法,将四柱减为两柱,主要以适应扩大空间要求。南岩宫又是元代祈雨的重要场所,且又是官家督修,所以官府没有忘记“政治”意图,他们在石殿正脊两端阴刻着八个隶书大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正中央用道教九叠云篆书写着四个蒙古语的吉祥文字,阴刻在一弦纹圈内,充分说明了武当山道教在皇室的地位。南岩宫石殿,其结构合理,大小得体、刻工精细,工艺精湛,是我国罕见的大型石雕艺术珍品,被我国古建泰斗罗哲文、建筑专家郑孝燮、文物专家单士元誉为“石雕艺术的殿堂”、“国之瑰宝”等评价。
另据《大岳太和山志》记载,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皇太后弘吉刺氏答已遣使至山命建金籙大醮。诏天一真庆宫住持张守清至阙建醮,进京祷雨。张守清师徒遂乘机将绘编的《启圣嘉庆图》呈上皇帝,京师文人又为其作序。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再诏张守清祷雨有应。又因仁宗生日与玄帝圣诞日相同,故,此后凡遇皇帝在天寿节之际,宫廷都要武当道士为其建醮祝寿,元代已形成惯例。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加赐真庆宫为“大天一真庆万寿宫”,命词臣程巨夫撰文刻碑,加封真武圣母神号为:“慈宁毓德天后琼真上仙”这一时期元代政府为缓解天下长达数月之久的旱情,多次敕命张守请“祈雨”成功,数次灵验。从此,武当山便成了皇室普济天下的“救世主”。每遇久晴、久雨、久雪、久雾等,均要在武当山举行大型皇天国醮。武当山从此作为皇室祈求国家太平、人民平安、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斋醮活动场所,武当山的建筑再次得到了新生,赢得了宫廷的支持,得以较好的修缮和增建。
不仅如此,椒谋简与张守清在修建南岩庙宇其间,宫廷还将武当道士叶云莱,刘道明、华洞真擢升为承应御前,充武当都提点,任武当护持,待遇甚厚;大德8年(1304年)三月元成宗铁木尔又赐封武当山为天下第九福地,次年加封真武为“玄天玄聖仁威上帝”;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元代圣上再次遣使代祀武当山,加封水、火二将,分别为“宁济将军”、“灵耀将军”;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又一次遣使以香巾赐武当山;1337年命词臣撰文刻碑,颁布武当山白话圣旨,并下圣旨强调保护武当山产业并免除各种差发、商税、地税等。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白浪双峪黑龙洞记碑》碑铭称本山即武当山,已建有完备的“九宫八观”。元代武当山之所以备受宫廷的呵护,是因为大山的灵气、民间信仰、高道的执着与追求为其赢得了较好信誉,使武当山得以宫廷、政府、民间等多种渠道的支助,人气、财气、名气具旺,其香火鼎盛,民间信仰、国家重视、建设盛极一时。
综合上述,武当山元代建筑的特点突出、其历史地位重要,政治地位显赫,汉蒙文化大融合意义重大,为区域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元代建筑,具有蒙古民族和汉民族大融合的建筑风格与建筑特点,特别是石殿建筑,既较好地保留了南宋时期的建筑遗风,又创造地成熟了元代建筑格局与特点,具有着大家之气韵,是古代石结构建筑的代表作,在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上特征明显。特别是“减柱法”成为元代建筑结构的象征,石殿建造大胆地取消室内两根柱子,扩大了室内空间,在技术师承上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后世的建筑设计增加了新的营养 ;南岩宫石殿大胆用料,成为全国最大、最早的石构建筑,同一座石殿,曾多次得到宫廷的嘉封,名列国家两个第一;元代金殿(古铜殿)成为我国最早的金属建筑,当属全国第一,令当今建筑学家所正眼,没敢小嘘;石殿是元代政府与宗教团体共同兴办的文化公益事业,尤其在建设殿宇的同时又开辟神道,引导信众朝山奉香,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拉动内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至今天仍在借鉴和沿用;南岩宫石殿又是武当山唯一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建设的作品,意义十分重大;在封建社会,继唐宋时代之后的元代,一个国家、一个皇帝在同一座山,多次设立专场醮事并“累朝遇天寿节一如事故”“建金籙醮,祝厘其山”为国为民祈祷,在元代以前还尚属首列,皇室将武当山作为祈求国家太平、人民安康、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斋醮活动的场所,成为国家 “祈福之庭”,“以彰国家之美,以重此山”,反映了武当山在宫廷中的历史地位的显赫;同时也反映了武当山在历史上是一座秀水灵山的神仙窟宅;历史也同样书写了武当山的总体规划是元代第一个系统地将建筑规划布局定型,形成了“九宫八观”的规模,为明代大规模地“南修武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作者:赵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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