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城砖连古今 解开武当千年谜

      ——武当山晋代庙宇砖铭暗藏玄机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丹江口市烟草局武当山烟草站,在武当山特区文物管理所大门前十五米处拆除围墙时，发现了一批古代城砖，依照文物法规，烟草局无偿地上交给了文物部门，文物干部在清理城砖时惊喜地发现了部分魏晋古城砖，其中东晋中叶哀帝司马丕时期（公元363年）有清晰的纪年，这块仅存有一般文字的古残砖，沉睡了1635年，它的发现，无疑是武当山迄今为止最早有记载的陶铭文物之一。砖上还有其他纹饰，即道教修炼内丹之“无根树”等图案纹砖，理所当然是武当山最早宗教信仰派（丹鼎派）宗脉的一宗，也是宗教建筑材料的实物见证，截止目前，有清晰纪年的宗教建筑材料尚属于首次发现。

城砖的种类大约有二十余种，从类型上分，有抛磨斜肩、转角、滚子砖、斧刃砖、调脊砖、砌筑砖、铺地砖等，从纹饰上看，有素面和有纹饰两大类，素面砖主要以明清建筑材料为主，均为六个素面，面较平整，但形体笨拙。饰纹砖主要是魏晋时期，尺寸不等，长在30至45公分之间，宽16—至23公分之间，厚6至10公分之间。这一时期的纹饰大部分为单面，少部分为双面，即在长方形立面（长边的厚度）、宽立面（宽边的厚度）有纹，上部为素平面，下部神纹。这一时期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一是，转底部多素面，“﹀”左右两端呈“(”或“)”“︵”表层平滑，部分城砖的两端除呈弧形外，另有圆木棍轧槽，或用泥刀剔成泥沟，其目的是为了增加砌筑后的粘结强度。二是体积小，实心，尺寸不受约束。三是花纹全部为模具脱制。四是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如纹砖的两端分别刻有阴阳图案，圆点凸形代表阳，旋纹（圆圈）为凹形，代表阴，“一阴一阳为之道”见《系辞上》也是日月之崇拜。另外有卷草、菱形、弦纹、雷文、云纹、树纹、水波纹、叶纹、几何纹等等，手法上近似于“刻花”“轧道”或“剔地”等，实质上是在模具上用木条制作成凹凸的图案，一次制作的方法，图形规整。同时出土的还有明代大型铺地金砖和小型铺地方砖，均为陶制，呈灰黑色，大者厚达10公分，表层乌黑发亮，烧造火候好，质地坚硬，小者仅有5公分，质地较差，这一时期是明代官窑与民窑的区别。

砖文图案中的“无根树”和“有根树”是道教徒用来导引修炼内丹者所达到的境界，道教在丹学中宣扬三宝，即“精、气、神”，道教又重炼气之法，认为元气是生命之源，得则生，失则死，而“无树根”主要是宣扬炼内丹，使精气神凝聚不散。纹砖长45公分，宽16公分，厚7公分，其排列次序是阳文、无根树、雷文分切，有根树阴纹等。图案中的“无根树”漂浮在水中，其根部波涛滚滚，枝叶稀疏瘦弱。“有根树”枝叶繁茂，有丰富的枝条，根部用夸张的手法，扎根于大地，十分强壮，这里寓意修炼者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着炉鼎，以自身中的精气为药物，运用神去烧炼它，最终达到修炼之目的。所以，它告诫每位炼内丹者，要保生命之体，延年益寿就必须先养气，珍惜精气神。“无根树”与“有根树”所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这一时期是这个道教发展史的初期，很多方面还不成熟，然而易学、丹学却比较流行，该图案的产生很可能就是武当道教发展阶段的雏形。

刻有铭文的晋砖长35公分，宽17公分，厚6公分，其内容为“隆和二年二月丁巳□......□唐硕年八十举□......”该砖竖式阳刻二行，下半部文字残（带点部分）现存有十七字中，二字残损，一字模糊难辨，其余十四字均清晰，隶书，字体工整，圆润飘逸，虽没有摆脱篆书的风格，但给你一种既庄重又轻快的感觉。隆和即为公元362年，为东晋哀帝司马丕改元纪年。中国历史年表中无隆和二年，经考证“隆和”二年二月应是“兴宁”元年二月，司马丕是公元361年5月登基，公元362年改元“隆和”，公元363年2月改年号“兴宁”。这块古砖正是年号交替之时的产物，从砖的本身来说，是一块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它说明历史上无现代化信息传递工具和快速交通工具，古代帝王凡遇年号变动，包括重大历史事件都是靠快马传递，或马车传递，而交通不便的地区只能靠人步行传递，无疑待到武当大山区时，历史早已时过境迁，这也是历史的特点。因此，这块文物弥足珍贵，不可多得。

砖铭的十七字中最后一字模糊，“减”和“咸”难辨，给我们断句定义带来了麻烦，我们姑且将它定为“咸”字，那么它的大意是，公元362年2月，唐硕寿八十岁中举，鸿蒙神恩，建造了某某纪念性构筑物或建造了某某庙宇。若该字定为“减”字，大意是，公元362年2月，唐硕八十岁时举荐某某人入京科考。

为了弄清该字的准确含义，我们有必要用历史的观点进行剖析，东汉末年，国家在科举制中实行的是察举制，主要是郡国守相荐举。曹操执政后，实行的是唯才是举，但犯有个别大世族阶层的利益，中途受阻，到了曹丕时，延康元年（公元220）他采纳了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即在各郡设立中正，由司徒选定本地在朝官员有德高望重的人充当，掌管地士人之查访、品评和举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仍然实行的这一制度，若唐硕是在朝官员，且又德高望重的话，仅仅是为了举荐某人科考，对他本人来说，也未必要去建造一个纪念性建筑物或一座祀神之庙，况且，举荐可能每年都可能发生，所以减字的可能性极小。另据《易·咸》中曰“象曰，山上有泽，咸”。孔颖达疏“......以山感泽，所以为咸”。咸，通感也。因此，该字在这里应该是“咸”字。若唐硕八十岁中举，这在穷乡僻壤的武当山来说，可称得上是一件大喜事，按照民间习俗，首先该拜祭神灵的佑助。即要祭祀山川河渎或日月星辰，然而也不可否认是某一神祀，如文昌帝君。由于东汉末年献帝时就流行祭祀文昌神，他是分管文化教育的尊神，古代一直就有祭祀的传统，人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文有所就，必须先去祭拜文昌星君，其次才是祭祖。武当山自古就有修庙塑神的习俗，一叫积德，道教叫“积阴功”，民间多以此法酬谢神恩，如果灵验，神成就了他们的愿望，他们甚至愿意倾家荡产去朝拜神仙，代代沿袭。因此，它在此用咸字的可能性较大，应该是建造庙宇，塑神造像，供人们瞻仰、奉祀。

这批文物的发现，它不仅仅是迄今武当山最早的陶铭文字的实物之一，更重要的是目前武当山发现最早的宗教建筑材料的见证，魏晋时期的宗教文物尤为可贵，它正是中国道教处在生存与发展阶段的初期，武当山宗教的萌生期，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发现，它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还是魏晋时期科举制度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该时期的书法艺术、时代风格极其特征的有力证据。它的发现经一步证明了武当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圣地，足以使武当山道教的历史推向1653年前，从而使武当道教解开了历史的新画卷。

 

        作者：赵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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