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国宝 ——金龙、玉璧、山简与湘献王朱柏

     在武当山数千件珍贵文物中,有一组出土的稀世珍宝,也是武当山镇山之宝,即“金龙、玉壁、山简”。这三件国宝如今已入藏武当博物馆,三件宝物早在一九九三年就被国家文物专家罗哲文、单士元、郑孝燮等前辈鉴定为一级国宝,并在临走时千叮万嘱“你们要好好保管,它是你们武当的荣耀,也是武当山的镇山之宝,千万不要小看。”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再次得到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的认可,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惊叹到:“国宝啊,国宝!”!

 

                                        金龙

 

玉璧

这一组文物于一九八二年春在修筑武当山旅游公路时,民工修筑旅游公路时放土炮被发现,地点在紫霄宫前右侧的赐剑台基脚下出土,文物干部闻询赶到清理现场,只发现垮塌的土壁上悬有三层整齐的叠棺,均为油柏木棺材,棺木一端榫口断离,棺内尸骨已经碳化;土呈黑色,没有发现其它遗物。经过宣传教育后民工上交了金龙一条、玉璧一枚、山简两块。

 

 

                                山简正反照片

    金龙长11.50厘米,高4.70厘米,赤金,重16克。状若行龙,欲腾欲奔,耳灵敏秀,形象十分逼真。龙首、目、鬚、爪、鳞、身、尾等粗细得体,鼻、角、眼、口均显得灵气十足,鳞片肌肉与足爪、行云具有腾飞的动感,尤其龙尾,犹如虎奔时的尾巴,手法夸张,生动形象,脊背上有四束流火,整体刻画的栩栩如生,显得活灵活现。玉璧,青色玉质,直径为8厘米,厚0.30厘米,肉径厚3厘米,好径厚2厘米,色质乳白闪青,光滑细腻,有喜而不舍之感。山简,两片,青石质地,其中一片残损。完整的山简,为竖式长方形,斜肩,高28.50厘米,宽7.20厘米,厚0.70厘米,残简为竖式长方形,高21厘米,宽8厘米,厚0.70厘米。由于出土时被民工挖碎为十片,上部梢有残缺,十分可惜,但有幸的是简文仍清晰可辩,难能可贵。阳面阴刻一行,文字为“上清大洞经籙奉行醮事周思礼谨封”,阴面无字。完整山简,阳面竖刻六行,阴刻150字,文字为:“今谨有上景大洞玄都三景弟子湘王,以今上元令节开建太晖观、太晖三景灵坛,启修太上洞玄灵宝崇真演教、福国裕民、济生渡死、普天大斋,计一千二百分,通五昼宵,今则行道事,竟投简灵山,愿神愿仙,长生渡世,飞行上清,五岳真人,至圣至灵,乞削罪録,上名九天,请旨灵山,金龙驿传。建文元年岁次已卯正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戊,上清大洞经籙法师臣周思礼于武当山福地告闻。”山简阴面,竖刻一行,阴刻,文为道教龙章凤文所规定的道教符文。

    根据简文得知,湘献王朱柏于公元一三九九年正月十五日为在荆州创建太晖观,特到武当山启修太上洞玄灵宝崇真演教,并为‘福国裕民、济生渡世’之愿,在武当山紫霄宫福地殿设立了三景灵坛、罗天大醮,醮事由太晖观经籙法师周思礼主持,按神仙等级在此设立斋位一千二百份位,经五天五夜后又选吉时投关,宣告醮事结束。按道藏《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56中所述,投简是为亡过的某某,就某处修建灵宝大斋,而湘王柏这次醮事是以为国为民祈福,设立国醮,祈求国泰民安。表面上看,其精神难能可贵,而实际上是隐射国家已经面临着危险,为“奸人”当道,需要得到“神灵”的翊佑,能赐予一个好的国君来取而代之。由此可见,湘献王朱柏设立醮事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推翻所谓的“昏君”而已。《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中又述,投简的方法有三种,即山简、水简、土简。三简的任意一种,投向灵山、灵水、灵地。三种投简的方式都不同,山简的投放方式,配用青色玉璧,为园形;水简的投放方式,配用灰色玉璧,为缘八角形;土简,则是配用白色玉璧,为四方形,取任意一种投简方式即可。而投山简之前,用梓木(梓树,落叶乔木,叶子对生,花黄白色,木材可做器具,不变形。传说梓木可以辟邪、亲神)长一尺二寸,宽三寸六分,厚三分,用白粉涂简,雌黄界边,朱书。符,墨书,诰山简;水简,用青纸封简,朱书;土简以黄纸,朱书;三种投简,均用金龙一条,金纽十二枚,玉璧一枚,事散,坛逐处设醮投之。或者可用金龙十三枚,十方镇十枚,三枚要随同简一并投之。天子、皇后、太后用上金,三品以下九品以上用次金,士庶以银涂金,长三寸六分。由此而知,在武当山紫霄宫的四方四维的某十处仍有十二枚金纽。因为按法式在这里随同简投下的只有一条金龙,而出土地的三层叠棺与此醮事无什么干系,纯属阴阳先生选择风水之偶然巧合。古人为什么用金龙来投之灵地呢?因为龙在古代被人们视为“四灵”之一,在此,金龙被喻为神仙登天的驿骑,可传达文意,并能通感天地,龙坐骑为先,龙“负简即腾信三官(指天官、地官和水官),镇坛以通诚,十极镇”,另外,龙也可以在阴曹地府中传信,以避不测之祸,传说地狱中有苦差、苦刑等,通过斋醮可以贿赂阎王,为其赎罪,可以免去一切灾难,这是人间对死难者来世所寄托的一种美好愿望。古代的简,一般用梓木做成,而武当山的山简是用青石磨制而成,这就更能体现出山简的文物价值。

湘献王朱柏,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二子,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封王,十八年(公元1385)就藩于荆州府,《明史诸王》记载:“柏性嗜学,读书每至夜分,开景元阁,招纳俊义,日事校仇,志在经国,喜谈兵,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每出缥囊,载书以随,遇山水胜境,辄绯徊终日,尤善道家言,自号紫虚子。”由此可见,朱柏,不仅是一个知书达理、富于情感、富裕浪漫的读书人,还是一个胸怀大志、文韬武略,具有抱负、忧国忧民的好藩王。不仅如此,他也是一个地道的道教信仰的忠实信徒,这次开设的武当醮事活动的主持人,就是他亲自选定的宗教人士,即开创的太晖观住持、经箓法师周思礼。而他自己也称其为“三景弟子”,三景者,据《太上八素真经》记“凡遵三景,称三景弟子,己度三人,从传授得称三景法师”。据有关史料记载,朱柏到荆州府就任后于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公元1393年)在州城西门外太晖山上就规划、设计创建太晖观,终于在六年后正式破土动工,在为该观取名时,也有“太史占卜”而定,观竣工后供奉和崇信玄天上帝。大殿仅仅有一小间而已,在平原地区,该建筑基础距地面升高了约3米,显示其殿堂的庄严和肃穆。然而,就这么一座小巧的建筑被号称“雄甲荆楚”,被世人称之谓“赛武当”,在中原被呼为敢与武当对埒的建筑群。殊不知就是这座不起眼的建筑,却成了朱允炆罗织湘王罪名的把柄,使他的生命成了人间匆匆的过往之客。

   湘献王到武当山设立醮事,祈求国家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具有他的政治背景,朱元璋遗立了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本义想平稳天下,使皇权能长治久安,但当时处于动荡的战争年代,外不平而内不稳,他选立了没有功绩的皇孙登极,君臣们自然愤懑不平。然而,朱允炆登基后对有赫赫战功的皇四子朱棣却没有得到较好的安置,而是庸人自扰,不能不使那些关心国家前途的大臣们着急,湘王柏就是其中的一例,朱柏的建醮,表面上是祈求国家平安,也包含有为死去父亲而超度亡灵的悲哀之情,而事实上是影射惠帝朱允炆没有能力承担帝业,为国家的前途而忧虑!建文虽然能够顺利登极,实乃朱元璋之溺爱,并不受大臣和藩王们所信赖,而有自知之明的建文更是揣揣不安,这位心胸狭窄的国君在没有稳定政局的情况下,不是选择了任人为贤的开明政策,而是选择了任人为亲的敌对政策来排除异己,到处秘密安插心腹,搜集、罗织那些不服臣子的罪名,以此来警告大臣们的“越轨之举”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这次的醮事活动很快传到建文的耳中,建文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面对四面楚歌的莙境,深深知道若有人振臂一呼,将会一呼百应,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政权,料定经不起折腾,最终他就下了一个赌注,选择了剪除异己。“君子治罪,何患无辞?”朱允炆听取了参政翰林学士黄士澄的“谋略”随即诬陷湘王柏等五位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一场政治屠杀开始了,随废周王肃及岷王梗为庶人,幽代王于大同,囚齐王榑于京师,湘献王柏以告反遣询,柏疑为自己必死无疑,不愿在京城受到极刑,于是带着满腹的遗憾,阖然含恨自焚于家中,结束了短暂的一身,成为历史上最据惨烈的政治牺牲品之一。

        作者:赵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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