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文物赏析
迟到的国宝——“九龙圣旨匾”
武当博物馆建筑艺术厅,展出有一块明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木雕圣旨,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抢眼,众多游人纷纷住脚,围观点评,原来它是一件十分难得的文物珍品,是永乐皇帝朱棣专门为武当山道教所颁布的一道禁令木雕九龙圣旨匾,据今已经600多年。这是明成祖大兴武当时所留下的唯一一块没有修作的木质雕刻圣旨真迹,外框用九条龙托着圣旨,故又称九龙圣旨匾,因此,显得尤为珍贵。然而,它却是一件迟到的国宝。
这通圣旨原存于武当山五龙宫,土地改革时将其分给了村民,五龙宫村设立五龙小学时因没有黑板,被借为学校教学之用,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圣旨又回到老百姓家中成为饭桌,后又挪作垫支烤火盆而被烧损。学校复课后圣旨又借到了学校,几经周折圣旨不堪重负也已满目疮痍。1994年10月1日,文物干部在五龙宫考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通圣旨,在场的四名文物工作者激动地热泪盈眶,此时此刻悲喜交加,分别把圣旨端在手中久久没有放下,大家都默默地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擦试着上面的尘埃,用心在擦拭着这难于弥补的时光,大家知道它的分量,这哪里仅仅是通圣旨?它完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呀!然而,就在回收的当天,又于村民们发生了“挽留文物”的一幕,经过认真地宣传文物法规和耐心的思想教育后,才允许放行。终于这块庄严的圣旨又回到了它该到的地方。
武当山现存永乐圣旨有二种,即木、石两种质地。而木雕圣旨牌现也仅存三通,其中一通存于金顶皇经堂,一通存于紫霄宫西官厅。这块圣旨是三块木质雕刻中的精品,唯此通圣旨保存原汁原味,没有丝毫重新修缮的痕迹,其做工精良。全文楷书阴刻永乐皇帝禁令圣旨,朱红地,金字,地饰瑞云图案,阴面满饰金色祥云。圣旨全文如下:
圣 旨
武当山各宫观有修炼之士,怡神葆真,抱
一守素,外远身形,屏绝人事,习静之功,顷
刻无间。一应往来游浪之人,并不许生事喧聒
,扰其静功,妨其办道,违者治以重罪。有志
诚之士,慕蹑玄关,思超凡质,实心参真问道
者不在禁例。若道士有不务本教,生事害群,
伤坏祖风者,轻者即时谴责,逐出下山,重则
具奏来闻,治以重罪。
永乐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该圣旨牌面板均用银杏木质,边框为杉木,圆首。这块木刻圣旨是用特殊载体制作,即用两种木质雕刻的文献资料,正反面均用枣红烤漆,漆饰如贴骨,质地紧密,颜色纯正,红地金字,暗隐瑞云。外形略呈方形,上框微弧,“圣旨”二字为竖式,排列圣旨的正中,隶书,繁体,阴刻,字两边各饰龙一条;正文竖式,十三行,繁体,正书,黄金填描。据已故国家文物委员会老专家、故宫博物院明清专家朱家溍教授和已故原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文物专家罗哲文同志见之眼睛突然一亮,反复观察细节,随后脱口而出“此圣旨十分珍贵,难得。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我国古代传统的油漆工艺,圣旨牌的制作工艺非常考究,共需工序83道,当属文物精品,可列为武当山镇库之宝。”匾的左右边框分别有四条云龙盘于柱框,下边框中央为座龙,左右两边又各饰两条行龙,即称为“九龙圣旨匾”。龙周围均用祥云缠绕,龙、云均饰金,感官犹若错金般。背面框柱仍用祥龙和瑞云饰,面饰仍为祥云红地,排列舒展,工正有序。其尺寸为:通高130厘米,宽113厘米,嵌板厚1.7厘米,圣旨牌四周边框圆润,边框厚、宽均等为6厘米,正文136个字;该圣旨匾的饰云与饰龙图案,对研究明早期云、龙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龙头呈扁形,无嘴,眼孔如豆漆,眼眶圆如佩戴的眼镜,鼻为倒立的三角形“▽”,头上发须向前飘逸,虬角圆润如鹿角,颈部较细,龙背鳞刺依次向后倒立,增加了流动感,形成力度,龙足粗壮,腿长,爪呈三角形,指尖向内侧抠,显得刚劲有力;云为骨朵状,又名如意云,以三朵为主,然后在上下、左右饰飘动的浮云,一般左右为一字细云,状若彩带飘逸,上下多有变化,排列上部多为Z、Y、S形,下为Z字形、蛇形等,不同的饰面有细微的变化,图案体现饱满、流畅、动感。是研究明初龙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另外,在圣旨牌中发现有文字断句,即句读。我们知道古代文章是没有断句的,这一发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全文断句均用“○”符号,一般在字的右下角,或字下端中部。我国考古工作者虽然在20世纪初发现的汉简《流沙坠简》中有使用了“、”和“?”这种符号的简片。汉朝人称之为句读。这两种符号到了宋代才逐渐推广使用,但形态有些改变。一种是句号用“。”,读号用“、”;另一种是句号和读号都用同样的点,句号的点用在字旁,读号的点用在两字之间。宋元时代出版的书籍,特别是经书,一般不加句读。句读符号多用于教学或校勘方面。宋刻本也有仿照校书式印上圈点的,但不多见。元明刻本小说多在句子的末了加圈,也有一律用“、”或用“。”的。明刻本小说还增添了人名号和地名号,前者是在人名右边加一条直线,后者是在地名右边加两条直线。但在公开发行的实物中和正规出版物中一般不出现句读符号,因此,该圣旨匾牌句读的发现意义重大。古文句读靠读者自己去理解,今人对古文的断句必须有功底,否则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古代标点,虽然始见于宋代。见《宋史·何基传》:“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而它指的是标点在阅读古书时添加的句读符号,只是读者在读书时自己标注符号,并没有实施标注。我国在清代末年才开始使用标点。翻译家严复的《英文汉诂》(1904)是最早应用外国标点于汉语的著述。1919年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议决,1920年由当时的教育部正式颁行。才有了现在列出各种符号,如句号、豆号、分号、冒号、问号、惊叹号、引号、破折号、删节号、夹注号、私名号、书名号共12种。由此可见,在圣旨匾牌之上标注符号且是极其罕见,也是十分珍贵,它对研究古文字句读历史提供了实物依据。
遗憾的是圣旨匾牌正面左上角遭受到损伤,因文革期间被村民取暖烤火,不慎将火盆放置在上面被意外烤损,有幸的是全文保存完好,只是边框松动。尽管如此,但它却仍不失当年的神韵,圣旨整体为枣红色,显得十分喜庆。
圣旨记载了明代永乐皇帝在十一年(1413)十月十八日,朱棣专门为武当道人所下的一道圣旨,这道圣旨主要以法律条文来规定约束道人,要求在庙道士要潜心修炼,不要与外界人士特别是无干人士接触,要“怡神葆真,抱一守素”,不要顷刻无间、变化无常,去惹事生非,尤其对那些“不务正业”或“伤坏祖风”的害群之马要治以重罪,这也是武当山迄今发现最早的由皇帝给道人专门颁发的法律约束条文。同时圣旨牌也对业外人士,即非宗教人士也作了明确地警告,不许“生事喧聒,扰其静功,妨其办道”若有“违者治以重罪”可见永乐皇帝为保护武当山道场,不仅为了纯洁宗教队伍,而且还尽量地给道教团体营造一个良好的修身环境,特专门制订了这个法律文件,可谓是用心良苦,足以看出永乐皇帝对武当山的重视程度。
这块国宝回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直到今天回忆起来,还是让人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知道,只要工作稍不细致,有可能与珍贵文物失之交臂,它给我们今后的工作受到了新的启示,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工作态度都应该是“一丝不苟”。对于它今后的保护,更需要尽心地呵护,作为圣旨,除木质外,在武当山还有石质碑刻,也有用纸质和绢等其它形式作载体的文物,可惜的是后两种已不复存在,石雕会受风雨雷电的侵蚀,而木质又显得格外脆弱,除上述原因也能使其受损外,而湿度、虫害且是最大的天敌,若不加以保护,对其进行“四防”处理,它必将再度遭受破坏,针对这一突出问题,政府应该将所有的文物作为特保儿,尤其是对易遭受破坏的或容易遭受侵蚀的文物,应不惜拨付专款,实施杀毒、除菌、恒温、恒湿保护,吸取历史教训,使武当山各类文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让它永续传承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