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福康宁”有祝福的意思，代表着长寿、幸福、健康、安宁诸福齐备，出自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的《喻夏卿墓志》。位于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南岩宫皇经堂到两仪殿之间长廊石壁上的“寿、福、康、宁”四个醒目的摩崖石刻，每字高均为230厘米、宽160厘米。摩崖石刻“寿福康宁”，既诠释了道教信仰的真谛，也反映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最诚挚的心愿。多少年来，众多游客以此为背景拍照留念。然而，在这弥漫着和平、清平淡泊气氛的四个字背后，曾经发生过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寿福康宁”的历史背景
“寿福康宁”摩崖石刻四字，都诞生在明朝，但其中的“寿”字为嘉靖十六年(1537年)七月礼部儒士王颙（夏言的门人）所书。时隔四年，嘉靖二十年(1541年)八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夏言写下“福康宁”三字。在“寿”与“福”之间，又竖刻着“明嘉靖二十年岁次辛丑八月望日刻石”的落款。“寿福康宁”四字虽非一人所写，但其摩崖的时间和工匠，则应是同人同时所刻，字迹中隐含着和谐、清静、淡泊的意蕴。可惜的是，摩崖上夏言题名已经风化，故这四字多年来一直被人误为王颙一人所书。
明朝中叶，明王朝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开始走向衰败。昏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不顾四面楚歌的政治形势，非但不整顿朝纲、振兴大业，而且痴迷于道教神灵庇佑，对武当山的依赖与日俱增。朱厚熜认为神能拯救一切，神是万能的，于是封武当为玄岳，祈真武大帝护国佑圣，掀起了一股“玄岳治世”的热潮。
嘉靖皇帝除了信奉道教之外，还经常服用道士炼的丹药。因此，当时很多炼丹的道士都得到了很好的地位和待遇。在大臣当中，会写道士祭天青词的人，也得到了很好的待遇。比如，当时重要的大臣夏言，后来的严嵩，这些人都擅长写青词。
史料记载，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有9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夏言当时还是个小官 （吏科），由于他生来机敏，认准了皇帝心理，于嘉靖七年（公元1522年）上书主张“分祀天下”，建议修筑大型祭坛（即现在北京的天坛、地坛）。这一建议果然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夏言立即被擢为侍读学士，接着便青云直上，升为礼部尚书，成为皇上的宠臣亲信。
由于全国上下到处筑坛祭神，以至于道观林立，但全国各地灾祸不断，田野荒芜，饿殍遍野。朝廷中一些清醒的官吏，为拯救社稷，竭力反对占卜之事。身处权力的巅峰，嘉靖皇帝内心的寂寞却无人能诉，他逐渐习惯了向神灵诉说。青词，以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嘉靖皇帝对上天神灵的虔诚之心。
夏言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从礼部尚书提升到内阁。对于这次的破格提拔，夏言感激涕零。他为了表达自己与皇帝一条心，就委派亲信弟子王颙上武当山祭祀真武大帝。
王颙写“寿”字暗传忠君之心
夏言，字公谨，号桂州，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嘉靖二年（1523年），夏言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出按皇庄，力主归还被侵占的民田，受到皇帝赞许，累升任吏科都给事中、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作为才子入阁的夏言，深知嘉靖皇帝信奉道教，为了表达自己与皇帝一条心，就派了亲信弟子王颙上武当山祭祀真武大帝。王颙上山的主要任务，是将夏言亲笔书写的“天子万年”四个大字，上供神灵（这四字刻于武当山南岩石殿后）。
夏言寄题“天子万年”是有一定政治背景的。嘉靖皇帝是明朝最笃信道教的一位，他整日昏于朝政，迷醉于长生，劝阻者常常被斩首。他还公开宣布说，今后若再有劝阻者面临同样下场。众大臣束手无策，夏言虽然是明臣，但慑于皇威，也只能顺从。
于是，夏言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下写了“天子万年”的篆字，落款“嘉靖十六年丁酉秋七月之吉，光禄大夫上柱国少傅兼太子师、武英殿大学士夏言，门人王颙刻石”。
位于南岩宫太子卧龙床前的这块“天子万年”石碑，高244厘米、宽89厘米、厚15.5厘米，一方面“顺应”了皇帝“长命百岁”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夏言忧国忧民的心情。而“天子万年”正是他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万年永固。
嘉靖十六年（1537年）七月，礼部儒士王颙祭祀完毕，趁机挥笔写下了一个“寿”字，匆忙之中年号忘记题写了。王颙写这个“寿”从表面上看是为嘉靖皇帝祈寿，但实际上是想通过同路方士回京后向皇帝传达自己忠君的信息。
“福康宁”难佑夏言命运多舛
嘉靖十七年(1538年)冬天，嘉靖皇帝的母亲蒋太后突然病逝。在送母亲回湖北安陆安葬时，嘉靖皇帝派随从来到武当山祭祀玄武神。从嘉靖元年到蒋太后病逝，嘉靖皇帝身边只有母亲蒋太后陪伴。母亲的离去想必加剧了嘉靖皇帝内心的孤独，使他从此更沉迷于寻仙问道，每天潜心于道教修为，无心朝政。
这时，嘉靖皇帝知道了夏言派人祭祀活动的全部过程，极为赏识夏言，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夏言也就成为了明王朝中第一位加封上柱国的人。
遗憾的是，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已经是内阁首辅的夏言被朝中事务牵绊，无力提供更多的青词，这时，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严嵩。嘉靖二十年(1541年)，由于“遭宫婢变”，皇帝从此“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变”。
当时，信奉道教的嘉靖皇帝便命人制作了5顶道士戴的沉水香叶冠，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人。为了讨好皇帝，严嵩每次入朝时，都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加罩轻纱，防止这个帽子坏了或被触动了，以示虔诚。相比之下，夏言认为香叶冠不是正式朝服，不适合朝臣穿戴，所以他从来不肯戴。奸臣严嵩暗中联合同党设计相斗，使夏言连连失利，接着严嵩等人又在皇帝面前大进谗言。
这时，夏言决定通过神灵来拯救自己，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神灵能赐给他一个安“宁”太平的日子，有个健“康”的身体，落个幸福的晚年，就是当前最大的“福”气。他虔诚地亲笔书写了 “福康宁”三字，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派专人送上了武当山。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出现了一次日全食。这时，严嵩又趁机陷害夏言，说夏言罪孽深重，已经得罪了上天。嘉靖皇帝本来就很迷信，经过严嵩这么一挑拨，便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七月将夏言革职。
或许是夏言的祈祷，唤起了嘉靖皇帝的恻隐之心。加之时间一长，嘉靖皇帝对严嵩心生不满，又想起夏言的好处来。于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他又下诏，将夏言召回，并官复原职，位居严嵩之上，自然遭到严嵩的忌恨。
夏言性格耿直，看不惯朝中那些飞扬跋扈的人，便斥逐奸党，包括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在内，“夏言欲发其罪，严嵩父子长跪榻下泣谢”。夏言怜严嵩老臣，故没治罪。谁知酿成大错，反被严家父子及其奸党暗算。仅仅几年后，嘉靖皇帝终于经不起严嵩的挑唆，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3月，将夏言重新问罪。此时，严嵩继续向皇帝进谗言，等待夏言的命运是诛灭九族。这年十月，嘉靖皇帝下旨，将已经罢官的夏言“弃市”——绑赴西市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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